两会时间㉓张兴松代表：锚定目标 因地制宜 趁势而上抓发展
对于可以引入竞争的经营环节和经营单元，则应通过业务剥离、模拟市场核算等方式，转换相关业务与垄断经营业务的关系，为引入市场竞争、扩大社会资本参与创造空间。
这次疫情也在加速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也在强调阶级矛盾，使美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除了两党的竞争极端的激烈化以外，也出现了联邦政府跟州之间的宪政之争，包括反对州政府居家令的群众走上街头，众议院又在搞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特朗普的抗疫和救助计划，把特朗普又推上审判台。
一些西方政客说，要等到疫情过了以后，好好跟中国清算。未来世界，不是有某个国家主导的单一体系，一定会存在多个并行体系。刚开始，对于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没有及时调整，美国伯克利教授巴里·艾欣格林在其历史著作《黄金镣铐：金本位与大萧条》中论证了国际金本位制导致不能随便发货币，所以货币收缩了也没有办法。它的好处就是最后由财政兜底，做法是央行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直接放贷，既不影响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不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这次疫情对于美国和美式全球体系来讲都是一个重大的危机，今天已经接近确诊130多万人，感染数占到美国全部总人口的千分之四，美国现在成了世界上病例最多、病亡人数最多、也是感染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对它的影响很大。
总之，疫情之后世界将不是原来的世界，会重新大洗牌和大重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最近提了一个建议，财政、央行、金融机构联合起来构建一个特殊目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这一比例远高于法国（7倍），略低于美国的收入差距水平（18倍）。
到现在为止，虽然中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但在关键部件或技术上还无法形成闭环，大国工业还有发展空间。1.加大专项债发行力度。这段时间道琼斯指数的变化同样表明全球市场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恒生指数虽然回升幅度不如上证指数，但是总体上升趋势在2月20日前非常明显。
中国目前价值链上游程度（本国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减去本国出口中包含的外国中间品比重）仅为0.01，低于四十个开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0.04,更是远低于美国价值链上游程度（0.29）。按此原则，结合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已经发生变化这一现实，我们对疫后中国经济突围的政策组合及其实施路径应该有新的思考。
所以对于减税部分，对中央财政影响为2570*63%=1619亿，对地方财政影响为2570*37%=951亿，对湖北省的财政影响为951*3%=28.53亿。虽然居民消费具有较强弹性，但此次疫情影响地域范围较大、延缓复工时间较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有大幅减少可能，预计疫情过后消费反弹力度或不及预期。因为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变化，这次疫情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经济微观基础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2. 可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
（3）同样，新型基建也涉及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刘俏是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我们建议对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的收入较低、民生负担较重的就业群体，给予补贴，既可立竿见影的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度过难关，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助于稳定消费。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保持极高的增速。
这次疫情也反映出我们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而事实上从低到高、各类型服务业供给不足是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专项债规模的20%可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起到撬动资金的杠杆作用。
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全球经济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但我们规模巨大的研发大量投向研发的发，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只占研发规模的不到6%——没有对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的大量、长期投入，我们很难摆脱关键技术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形成产业供应链上的相对闭环。
目前，专家、学者和政策分析师们对于疫情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存在分歧。目前，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逻辑正在发生变化。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会达到23%，人口老龄化程度恶化，一方面引起消费端的变化，对医疗、养老、财富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城镇化的推进确实能够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未来投资的流向，提升投资的效率。我们认为可对专项债结构进行调整，增大投向基建领域的占比，以支持政策发力基建。此前在评估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时，IMF称新型肺炎疫情会使其3.3%的2020年全球经济增幅预期降低0.1个百分点。
而中国过去40年的表现非常出色，1980-1989，年增速平均为3.9%。本报告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组，由刘俏、颜色执笔。
第二，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既关乎效率，又关乎民生。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最终可以归因于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的增长。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或能从目前的60%提升到75%甚至80%。
未来16年，我国将有20%—25%的就业人口需要从农业、低端制造业流向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其中收费公路现金流稳定，是较为合适的REITs基础资产，累计建设投资额已达8.23万亿。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财政可通过加大减税力度，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刺激消费，以减少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提供补贴，弥补因疫情影响导致的收入下滑，保障基本生活，刺激消费。
从海外经验来看，基础资产较严格的准入条件是市场发展成功的重要环节，应选择现金流增长稳定的优质存量基础设施。我们建议所有档企业所得税税率在未来3个月下调20%，对应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25%降为20%。
而应该充分吸取这次疫情冲击的教训、反思我国经济体系的核心短板，聚焦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制定一整套符合经济学激励相容原则的政策组合，既能有助于实现短期决胜小康的政策目标，也能够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2035和2049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现在相当于美国的43%左右。
另一方面，出台的政策要有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转换动能、优化结构、改变增长模式。今年针对疫情，中央进一步将3-5月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由3%降为1%，湖北省免征3个月。
其中多数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差，配套设施不齐全，已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亟待改造。针对降低个人所得税，我们认为应加大对中等、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力度，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水平。历史上我国曾两次发行特别国债：98年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以应对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摆脱对以债务来驱动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的依赖亟待破题。
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伴随城镇化的房地产、基建设施、公共服务等投资不可能有太高的效率，盲目的大量投资最终变成无效投资。由于受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需求升高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必要情况下可考虑发行2万亿左右特别国债。
如果0.5个百分点的估测大致合理，那么今年中国GDP增速将在5.6%左右，经济增长仍在合理范围，能够实现两个翻一番的战略目标。目前全球多个国家疫情愈演愈烈，若新冠病毒扩散为全球性重大事件，则其影响或将类似97年和08年金融危机，致使多国经济增速放缓，外需下滑，将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冲击。
连月的疫情防控工作大幅抑制了居民正常消费需求。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现阶段只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意味着未来我们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然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的下降会对我们未来保持高投资率带来挑战。